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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际，身在京城的文化艺术界人士面对日寇的引诱与胁迫，毅然秉持民族气节，以多种方式与敌寇抗争，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精神。
刘春霖不为日本商铺题字
刘春霖是“末代状元”、著名书法家，以楷书享誉京城，曾有“楷法冠当世，后学宗之”之誉。他的楷体字清秀、挺拔、疏淡，方、圆、刚、柔浑然一体，笔致秀润稳健、流畅中寓古朴之风格，堪称一绝。
1937年7月29日，日军占领了北京城。此后不久，京城街头便出现了销售日本商品（俗称“东洋货”）的店铺，有的商铺大股东是日本人，而有的店铺就是日本人经营的。匾额是店铺的金字招牌，其题字大多出自名人或书法名家之手，于是有的日本商人也效仿京城老字号，请书法名家为自己的店铺题写匾额，以为店铺增光添彩。
日本人加藤在八面槽大街（今王府井大街）开了一家“富士车行”，专门出售日本产的自行车。他慕名到西城西智义胡同刘春霖府上拜访，请他题写匾额。可他刚说明了来意，就遭到刘春霖的拒绝，随后便被“送客”出门。
但这家伙并不死心，以为刘春霖嫌自己出的钱少，不愿题写，所以三天之后又二次登门，并带来四根金灿灿的金条。他对刘春霖说：“只要你为鄙店题写匾额，我愿以每字一根金条付酬金，刘君意下如何？”刘春霖蔑视道：“别说是一个字一根金条，就是一个字一座金山我也不会题写，你还是另请高明吧！”加藤被刘春霖一副铁骨铮铮、大义凛然的气概所镇服，灰溜溜地走了。
没过几天，又有一位日本商人来到刘春霖府上。一走进刘春霖的客厅就用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自报家门。原来他是西四牌楼附近“东亚楼”饭庄的日本老板松本一郎，也是慕名请刘春霖题写匾额的。
刘春霖闻听他是日本人，也是前来求字的，二话不说，便把他“请”了出去。
齐白石拒绝日伪的聘书
齐白石是20世纪蜚声海内外的国画大师，北平沦陷，老人悲痛万分。当时他已73岁高龄，在北平大学艺术专科学院兼职，传授书画技艺。北平被日军占领后，学校由日本人管理，并配日文教员，院长徐悲鸿愤然离开了学校，日本人便邀齐白石主持学校事务，还派人送去聘书。齐白石接过装有聘书的大信封，提笔在上面写下“齐白石死了”五个大字，随即将聘书原封退回，不久便辞职了。
日伪当局为掩饰侵略嘴脸，企图请出几位社会名流和贤达之士为其涂脂抹粉。他们相中了齐白石，几次派人到位于西城的跨车胡同齐白石府上登门造访，邀请他出山，都遭到白石老人的拒绝。他不出大门一步，也不轻易见生客。侵华日军的头面人物板垣、土肥原曾亲自出面，采用拉拢、引诱、威逼的手段，要齐白石为他们服务或加入日本国籍或到日本去等等。面对日寇，齐白石斩钉截铁地说：“齐璜（师父起的名字），中国人也，不去日本。你硬要齐璜，可以把齐璜的头拿去！”
日本人多次登门求画，齐白石一概不卖。为了避免日伪的纠缠，他吩咐仆人将房门关上，闭门谢客，并在门上贴上告示：“凡是买画的，一律差代表办理，达官贵人恕不接见！”如果看到有人硬要见面，他就让仆人回复主人不在家，主人已死，以此拒绝给日本人作画。
张大千宁死不留千古骂名
日寇占领北平后，著名国画大师张大千拒绝担任日华艺术画院院长及日伪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等职。加之他在言论中表达对日寇烧杀抢掠等罪行的不满，被日本宪兵队扣押了一个星期。
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一司令香月清司久闻张大千的大名，特派汉奸来劝说张大千与日本人合作“共存共荣”，并承诺让他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被张大千一口拒绝了。香月清司想借张大千之名举办画展，也被张大千拒绝了。
一天，日本人再次登门，请张大千到日伪部门任职。在短暂的思考之后，张大千心中便有了应对之策。他笑着对日本人说：“皇军盛情相邀，我十分荣幸。请稍坐一下，我带上要吃的药就随你们走。”
听他这么说，日本人忙问他生的什么病，张大千回答道：“不是什么大毛病，只是肝炎。得病后我都不敢出门了，就怕传染给别人。”说完便换了衣服假意要跟他们走。日本人一听害怕了，苦着脸说让他病好以后再赴任。张大千机智地骗过了日本人，暂时躲过了一劫。
1938年5月13日,张大千到上海办画展,独自一人离开了铁蹄下的北平。临别时，他对送行的弟子言道：“我是中国人，我不能留下千古骂名，我宁死也不做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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